多地国企改革换挡提速 重点公司混改打前炮

　　从双星打响青岛国企集团混改“第一枪”，到注资50亿成立山西华舰体育控股集团；从法士特集团入主秦川机床，到辽宁国有企业69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登榜各地产权交易平台……二季度以来，多地国企改革的实质性破局动作频出。这些在各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运作，反映了地方国资在窗口期谋求实质性破局的迫切愿望，被业内视为地方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并提速换挡的“吹哨信号”。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全国正掀起地方国企改革热潮，本轮热潮呈现不少新现象。一方面，前期进展压力较大的地区开始担纲国企改革先锋；另一方面，混改成为撬动本轮热潮的核心支点；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检验国资国企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

　　业内预判，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即将出炉之际，多地正面临属地内国资国企改革重要窗口期，未来相关改革动作有望保持加速节奏，更具有纵深意义的实质性破局可期。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在此趋势下，依靠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和推动是不够的，更需重视来自企业的原生动力。

　　突破性首单频现

　　4月下旬，青岛双星公告，青岛市国资委将持有的双星集团全部股权划转至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双星集团将引入具有支持双星快速发展所需关键资源的战略投资者，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

　　“双星的动作之快速，超出了我们预期。我们都把这次混改视为青岛国企改革开年来首个重磅消息。”青岛市国资人士王可（化名）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毕竟，今年3月份，青岛市国资委才召开专题视频会议，青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也才刚刚启动实施。”

　　无独有偶。4月28日，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太原揭牌，成为山西最新成立的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体育产业集团。此举被视为贯彻落实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的重磅落地举措。

　　“集体式”改革也呈燎原之势。4月以来，多地国有企业混改项目集中亮相。其中，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发布了全市2020年精品国企混改项目集中公开推介公告；辽宁更有国有企业69个混改项目通过沈阳、大连产权交易所平台公开推介，并同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产交所发布，预计引资超400亿元。

　　今年2月，湖南国资公司所属湘诚物业集团举行职业经理人公开选聘面试，湖南省国企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还有不少改革大动作正在酝酿。以安徽为例，继去年马钢集团与中国宝武重组上演安徽国企改革重头戏后，今年还将选择1~2家具备条件的省属企业推进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推进合肥新桥机场产权多元化改革。

　　“国企改革正在出现南北齐进的新局面，尤其地方国企改革正在全面提速。”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从目前迹象判断，地方国企改革在‘深水区’开启加速度的态势仍将延续；新的内外环境下，未来国企改革走向纵深成为必然。”

　　何以突现提速？

　　从本轮迭出的“破冰性”案例看，此前步调相对迟缓的地区，体现出奋起直追的新趋势。

　　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被视为我国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总纲领。其中明确，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因此，业内认为，多地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热潮，有时间表的倒逼作用。

　　新的内外部环境也被视为突破性首例频出的重要诱因。“我国国有企业体量大且大多集中在资源、能源、钢铁、交通、公用事业等周期性行业，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影响整体宏观经济表现；受疫情等内外复杂环境影响，一季度国企整体营收下滑，尤其是山西、天津等传统产业比重大、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够强的区域，经济萎缩比例较大。” 周茂华指出，“通过国企改革提速，显然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各方资本参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经济潜力、稳定经济。”

　　还有观点认为，多地国企改革提速，与化解债务压力有关。表征之一是，多地政府正同步推进隐性债务置换。例如，今年3月，天津推出来自19个国企集团的60户国企混改项目，旨在提升国有资本回报率，增加财政可用资金。

　　“处置资产显然是缓释风险的方式之一。”王可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来看，虽然多个省份隐性债务风险等级下降，但2020年部分省份、市县负担仍然较重。疫情影响下，不少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压力上升。混改引资无疑成为化解压力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于此前改革进展压力较大的地区而言。”

　　从目前地方国企改革热潮特征看，“混改”正成为重要的核心支点。多地推出的“混改”项目，领域之广、数量之多、速度之快、改革力度之大，都创出纪录。

　　以天津为例，60户精品“混改”项目囊括金融服务、医药等多个行业。天津国资监管部门方面对证券时报记者透露，今年将在完成13家市管企业“混改”基础上，全力推动中环、医药、食品等20余家竞争类市管企业以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上市等多种方式加快“混改”。

　　在周茂华看来，“混改”提速并非仅体现在地方国有企业方面。“2019年第四批混改试点名单就已经公布，160户企业纳入其中，资产总量超过2.5万亿元。此外，类似京沪高铁等央企的上市，都加速了相关资产证券化的步伐。特别是联通、东航物流等混改案例，还出现‘引战-改制-激活-提效’的全链条式‘混改’。”

　　自2014年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推进。《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等目标。

　　“混改”之外，多地还剑指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山西为例，其正通过“品字架构”体制破局。按照山西省国资运营公司党委委员贠钊的说法，上面一个“口”是指山西省政府；下面两个“口”，一个是指山西省国资委，专司监管，代表“有形之手”；另一个是山西省国资运营公司，专司运营，代表“市场之手”。“两者是平行关系、联合发力，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高效运转，共同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高质量转型发展”。

　　资本市场成检验标尺

　　地方国企改革加速破冰之际，多省市都明确了重点公司作为改革推进的落脚点和先锋军，其中不少涉及A股公司或其大股东。

　　作为青岛“混改”首单，双星集团方面表示，“混改”后将以轮胎为核心，围绕橡胶、人工智能及高端装备、废旧橡塑绿色生态循环利用三大主业及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具有千亿级规模、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企业。王可认为，这不仅标志着青岛市国企集团层面混改正式拉开序幕，也意味着青岛国企改革先锋力量的确定。

　　山西晋城则把目光聚焦于兰花集团等重点企业。最新召开的晋城市政府国资国企改革推进会上，除了作出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和建立股权激励机制等部署外，还专门指出，要推动兰花集团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天泽集团上市。

　　重点公司成为国企改革的落脚点，一方面有利于握紧在“深水区”尽快推进国企改革的抓手，另一方面也与各地企业现状密切相关。

　　以山西为例。自2015年永东股份和东杰智能登陆A股后，山西省很长时间都无本地企业在A股IPO。省内长期面临三大窘境。其一，传统产业绝对主导，上市公司市值普遍不高。目前除了山西汾酒市值超过900亿元外，绝大部分在百亿元以下，ST南风等公司市值仅10亿元级别。其二，资本市场效率利用低下，再融资次数不多，而且不少上市公司由于业绩波动，曾遭遇交易所*ST处理。第三，相当比例的省属国企仍未打通对接资本市场的通道，省属国企资产证券化率明显落后。

　　在此背景下，山西国资改革奋蹄。近来，包括汾酒集团酒业资产整体上市、晋商银行赴港上市在内，资本市场成为山西国企改革加速破局的重点关注方向。

　　除山西外，安徽也正在加快推进淮南矿业集团整体上市以及华塑股份、国元农保、城建总院、皖垦种业等子公司首发上市。陕西省内，陕西建工等20户企业也已完成股改，陕旅股份等企业已具备上市申报条件。

　　“如何寻求资本市场突破，对于各地国企来说，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地方国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王可分析。

　　业内人士认为，资本市场还会作用于改革进程。国企改革专家李锦曾指出，只有将资本市场建设好、将投资者保护好，聚拢人气、活跃市场，才可能产生财富效应、投资效应。因此，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是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周茂华认为，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的伴生互惠作用日趋凸显。一方面，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会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还可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程度，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此外，流通机制也会促进国有企业调结构、去产能，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持续突破有待新思维

　　本轮寻求突破的地方国资中，受制于产业结构路径依赖，障碍重重。以天津为例。产业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点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一直被视为困扰天津经济发展的四大瓶颈。天津多年来主要由工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传统重资产行业比重过大，挤占了天津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因此，在本轮国企改革中，不少省份都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谋求发力。其中，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提出，将高效发挥国有资本“进退流转保”功能作用。其中，“进”就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布局新兴产业，支持、撬动山西经济转型发展；“退”就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有序退出不具有发展前景的传统产业、过剩落后产能和低效无效资产。青岛国资部门则专门要求，国有企业要在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赋能改造中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转型升级。湖南也提出加快国企改革、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部署，提出要集中攻关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

　　“中国整体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中，国企改革本质上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在这个双重转换期内，国有资本需要腾笼换鸟，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周茂华分析，“不过，虽然多地都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但地方产业升级转型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技术支撑下，不断调整、逐步实现，以常态化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产业升级转型的顺利进行。”

　　王可认为，改革中，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和推动或许还不够，更需要重视来自企业的原生动力，尤其对于垄断性国企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要保证国有企业持续地自发维护原生动力，需要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以量化的运作机制，这就是竞争与变革。另一方面，未来能否持续打破所有制壁垒，打破垄断、特权壁垒，会否继续推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真正在公平环境中竞争，也是决定地方国企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