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法显的不解之缘--著名文化使者袁维学

　　我与法显的不解之缘

　　袁维学

　　1987年，我萌生了自己创作一部小说的念头。但写什么？很茫然。创作，不单要有驾御语言的能力，而且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社会经验。我先天不足，似乎这两方面都比较匮乏，无从下手。

　　有些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不期然而然。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事。

　　一天，我在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的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个书柜里发现了一本铅印竖排的《佛国记》。这是东晋高僧法显撰写的一本游记。全书只有一万三千多字，可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我深深地被法显的壮举所打动，打算以他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我选中以法显为创作题材，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对法显所游历的南亚地区的情况较熟；二是凡是谈到南亚各国与中国交往和友谊时必然会提到法显，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友好使者；三是法显是个开拓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法显（334—420年），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一位高僧，是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慨叹戒律残缺，决心亲往天竺（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他于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毅然偕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取经。途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有路径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大沙漠，翻越崖岸险绝、壁立千仞、临之目眩的葱岭……倍尝艰辛，游览了30余国，历时14载。与他一同西行的先后10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由海路携经而归。回国后，抵建康（南京）与外国禅师驮跋陀罗直接从梵文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等经律，开创了把梵文佛教经典直接译成汉文的先河。他撰写的《佛国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最后圆寂于荆州（湖北江陵）辛寺，春秋86。

　　法显的足迹所至，不仅汉之张骞、甘英未到，就连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也未涉足。他是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的第一人。中外学者对他的壮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唐代名僧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在谈到有史以来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时，也首推法显，称誉他为“伟大的旅行家”。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

　　法显的游历，扩大了中国和南亚诸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和友谊时，一定会提及法显。斯里兰卡在法显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树了一块碑，称之为“法显村”。

　　因此，法显是值得在他身上多花笔墨的人物。

　　如何进行创作，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很多。诸如，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如何塑造和尚？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

　　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中外历史资料和佛教知识；二是求教名家。

　　我查阅的资料有：南亚各国的历史及其风土人情、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通史、佛教历史、佛教方面的知识、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汉朝和两晋南北朝的史料等。

　　我写信给《佛国记》注释的作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章巽，请教他对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的看法。他回信说，若能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将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鼓励我做这一件事。

　　我写信给《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向他请教，如何写历史小说以及历史事实与虚构的比例，大概各占几成？他回信说：“历史小说很难写，你若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驾御历史人物的能力，最好不要写。”他善意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我写信给《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向她请教，如何掌握历史事实与虚构的分寸？三、七开？四、六开？历史地名与现在地名如何处理？她回信说：“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事实与虚构各占几成，很难界定。基本历史事实不能违背，细节可以虚构。至于地名，最好用古地名，而用现在的地名加注。”

　　我到北京广济寺去请教《法音》主编静慧法师。向他询问，若把著名和尚法显写成小说，佛教界会有何反应？他说 ，佛教界不会反对，若能把法显法师的事迹广为传播，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我决定开始动笔，写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

　　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写，边写边摸索。有时在写的过程中突然产生灵感，不期的情节跃到笔端，但有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节来。

　　写作中，最难的莫过于塑造法显这个人物及其他和尚。他们是僧人，注定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伴随着他们。常人可以领略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常人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怎样把他们塑造成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颇费心思。尤其是，他们是流动的，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不会反复出现。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我的优势是，对南亚情况比较熟，风土人情了解得比较多，但又不能在小说里堆砌这些东西，担心人物会被它们所淹没。这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的地方。

　　我把法显塑造成一位学而不倦、知识渊博、通晓医道、仁慈宽厚、意志坚强的长者。他既是一位中国最早的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又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既是佛教的法师，又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

　　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终于于1992年完成了44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的创作。该书由中国旅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从酝酿到成书，一共花了五年时间。

　　当时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法显与《灵鹫山》”为题介绍了这部小说。文章写道：“一部《西游记》，使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早于玄奘230年去天竺（印度）求法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却鲜为人知。

　　……

　　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描写的就是法显舍生求法、创辟荒途的故事。小说所塑造的法显形象鲜明生动。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回的意志，临危不惧的胆略，疾恶如仇的气节，乐善慈悲的心肠令人折服。书中丝路风情、迤逦风光、佛踪圣迹、异国情调，描写得汁味醇厚。尤其是“异土异邦异风异俗，奇人奇事奇闻奇观”更使人有新鲜之感。《灵鹫山》既有严肃文学的缜密构思，又有传记文学的翔实材料；全篇悬念迭出，充满了浓重的传奇色彩。

　　《灵鹫山》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其强烈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增进中国人民对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历史、文化、风情的了解，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它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灵鹫山》的作者袁维学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他既熟悉南亚诸国的风土人情，又具有较为广博的历史学识，故而能创作出这部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虽然不能成为某一门类的专家，但起码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做一个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有心人，尽量使自己学有所成。我想，袁维学当是一个学有所用的有心人。他的文字造诣颇高，语言叙述颇见功力。尤其对佛学、历史、地理、人文、景观都有较深的研究。文化工作者应该有这种钻研的精神，这于己于事业都有益处。”

　　1995年上半年，我应《珠海特区报》的编辑陈伯坚之约，把全书压缩为15万字，在《珠海特区报》上连载了半年。

　　2002年我受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之托，把《灵鹫山》压缩改写成乌尔都文，并由巴基斯坦女作家、《新闻报》记者莎赫纳·玛格布尔根据乌尔都文翻译成英文。这两个版本都已于2003年在巴基斯坦出版。同年3月，巴基斯坦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光明日报》记者邹强以“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中巴友好交流第一人”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3月23日，巴基斯坦国家民间遗产研究所内书墨飘香，《法显——访问次大陆的第一个中国人》一书英文版和乌尔都语版的发行仪式在此隆重举行。

　　《法显》是长篇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的外文翻译压缩本。《灵鹫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前驻巴文化参赞袁维学创作的44万字的中文长篇小说，1993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法显》的乌尔都语版由袁维学本人翻译，英文版由巴基斯坦女作家、《新闻报》记者莎赫纳·玛格布尔翻译。

　　中巴作为近邻，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法显便是这份友谊的最早传播和缔造者。法显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一位高僧。他慨叹中华佛法戒律残缺，决心亲往天竺取经求律，瞻仰佛迹，“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法显是游历当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天竺之行比玄奘尚早230余年，为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连接两地伟大的友谊使者。

　　《法显》英文版和乌尔都语版的发行，为巴基斯坦人民了解丰富的中国文学和中巴深厚的友谊提供了良好契机。莎赫纳·玛格布尔说，她从小就听说过法显的名字，但对他的事迹并不十分清楚。在翻译过程中，她深深为法显在传奇般的取经历程中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折服。她说，陪法显西行的先后有10人，一些病死异国，一些半途折返，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以求，终于在公元402年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谷。法显遍访了南亚僧侣的学法之地，最后在恒河三角洲乘商船抵锡兰（今斯里兰卡），由此满携经书返回中原故土。……

　　2017年4月，应弘泰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贾雪梅女士的邀请，与朋友们一起到山西临汾进行书画交流。其间，张军民先生谈及其母在研究法显。我就送了一本《灵鹫山》给其母亲刘翠菊老师。当时的临汾市文化局局长董凤妮女士也得知了此事。她是一位干练而有为的文化官员。她积极推动法显的传播工作。在她的支持和推动下，由北京建德技术培训中心主任冯春海先生出资出版了法显系列丛书：《法显》（《灵鹫山》再版）、《佛国记》（袁维学校注）、英文版《佛国记》（袁维学编校）。再版的《法显》中的最大的改动，就是法显的出生地。我在创作《灵鹫山》时，对法显的出生地也做过研究，但最终还是采用了1979年版的《辞海》的说法，法显出生于“襄垣”。经深入研究，此说有误。法显出生于临汾西南无疑。此结论并非是因1989年《辞海》的改变而改变。是因为，临汾是古平阳所在地，而襄垣自古以来从未在平阳的范围内。既然法显出生于平阳，自然就不可能在襄垣。

　　在临汾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在贾雪梅、冯春海、刘翠菊等热心于法显文化的人士的积极努力下，于2018年6月11日成立了临汾法显文化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标准着临汾的法显研究，全国的法显研究，乃至世界的法显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在法显文化研究会的推动和运作下，建立了“法显文化馆”。建馆期间，我参与了策划布展等事宜，并在贾雪梅女士的鼓励下用草书书写了《佛国记》长卷，全文13980字，共106米。

　　在法显研究方面，我撰写了《法显何曾到过美洲》、《法显故里探究》、《法显精神》、《法显与斯里兰卡》、《一带一路的拓荒者—法显》《中华脊梁骨—法显》、《法显颂》等文章。

　　我谈不上对法显有多深的研究，但实实在在是法显虔诚的崇拜者。我将为弘扬法显精神，发挥自己余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