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的儿童，漂泊的童年如何的更好的安放呢

　　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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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结束后，小学四年级女生糖糖的生活即将面临一次重大调整——返乡读书。

　　生于上海，老家山西。“漫长”的十几年“沪漂”，糖糖的父母没能获得一纸户口。为了早些适应老家的教学环境，父母只好忍痛将她送到姥姥姥爷身边。这个决定，也让她成为近来备受关注的群体——“回流儿童”的一员。

　　回流儿童，是指有城市流动经历的儿童，他们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城市生活或求学，但由于某种或多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经历。我国是流动人口大国，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大约为15%。

　　“流动”与“留守”之间，他们不断艰难地转换身份。而当“回流”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的新抉择，在这群孩子身上，人际交往、学业融入等困境接踵而至。有学者提出：如果不正视、解决上述问题，将直接影响这些孩子怎么看待自己、家庭和社会，甚至产生中长期的负面影响。

　　“水土不服”，回流儿童面对多重适应困境

　　回老家的第一年，千千承受着双倍的学习压力：课上跟同学上七年级英语课，课下则“一路狂奔”恶补六年级的内容。

　　为什么回流？

　　“近年来，由于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的政策、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以及异地中高考政策的限制等影响，回流儿童的问题愈发突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说，从随迁到回流，看似农民工家庭自主决策的产物，受到个体特征、家庭条件的影响，但多种社会宏观政策是造成回流儿童的制度根源。

　　在记者访问的十几个回流家庭中，“无法上公办学校”和“父母不打工了一起回老家”是两个最主要的回流原因。

　　在公众的认知中，“见识高于知识”。但在现实里，曾经有过的城市生活经历和文化资本，在回到老家后不仅变得没有作用，甚至还有负面影响。

　　宋映泉主持的一项针对17000多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大型研究显示，与非回流儿童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方面，回流儿童的低自尊、抑郁风险更高，有抑郁风险者高达64.26%。

　　“老师上课时口音很重，下课后同学们都习惯讲方言，我听不懂，他们就嘲笑我。”11岁女生晴晴一年前从上海返回安徽老家读书，除了生活环境的不适应外，语言壁垒也给她带来了人际交往的困扰。

　　更多的时候，教育方式的巨大变化尖锐地刺痛着这些孩子们。

　　乐高班、美术班、武术班，没回老家之前，千千的生活丰富多彩，每周还跟爸爸妈妈有周末家庭活动。但转回老家读六年级之后，因为教材版本和进度的不同，他整整一年都在补课：课上跟同学上七年级英语课，课下则“一路狂奔”恶补六年级的内容。

　　“教材一个是人教版、一个是苏教版，差别还是挺大的。”千千妈妈告诉记者，为了弥合教育的不同步，“还有的家长选择让孩子留级一年”。

　　回流即留守占比80%，缺乏情感支撑的童年怎能撑起稳固人生

　　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是导致回流儿童困境出现的重要原因。

　　五年级男孩君君的家庭正面临着新的烦恼：半年前，在上海打工的君君父母将孩子送回安徽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管。可仅仅一个学期，孩子就不爱上学了，“天天跑出去打架，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回流后即留守，这是不少回流儿童的常态。其中，“周末父母”甚至“春节父母”的情况并不鲜见，缺乏情感支撑的童年难以撑起孩子们的稳固人生。

　　宋映泉在调研中发现，回流之后，约80%的回流儿童变成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的频次较低；而在对“老师关心程度”的评价方面，回流儿童也比非回流儿童低了5个百分点。多项研究同时显示，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正是导致回流儿童各方面困境出现，乃至认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对于回流儿童来说，回流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家庭结构的转换。”宋映泉说，“城市生活中有父母的陪伴，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可以及时与父母沟通并获得相应指导。但回流之后家庭结构的重大转变给回流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他们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影响学生成长最重要外部变量的教师，也并没有给予这一特殊群体过多的关注与导引。“现在的老师没有之前老师教得有趣，上课只是在不停地讲题做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交朋友。”晴晴告诉记者，她曾经试着向老师求助，可得来的只有四个字“安心学习”，此后再有委屈她也只能“憋在心里”。

　　记者也了解到，针对上海回流的孩子，一些安徽的民办学校采用了聘请上海教师、编写针对性教材等方式解决其学业衔接问题。但并非每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够采取这一办法，在心理关怀上也并没有给予过多支撑。

　　防止在漂泊中走向极端，根本之策在于打破政策障碍

　　双向的流动过程暗含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环境的“双重排斥”，要防止这种社会化过程对回流儿童的影响。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一旦流动儿童回到老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不会自然缓解，必须进行适当干预。

　　宋映泉和他的研究团队总结了当前回流儿童群体的三个特征：规模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小、看待社会的视角也越来越带有成人式的“早熟”；“在我们的访谈里，有孩子将能不能留在大城市读书归咎于有没有钱，有钱就能买房或者长期租房，就能留下；没钱就只能回老家。”

　　而在他以往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中，一些孩子还会在流动的状态中走向极端。他强调，“双向的流动过程暗含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环境的‘双重排斥’，这会影响回流儿童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必须警醒这种社会化过程对他们的长远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在我们发起的网络调查中，有网友如此留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者黎煦则与合作者在一篇题为《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儿童在无法获得情感支持与慰藉的情况下，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隐藏起来；有些学生甚至会把遭受欺凌归因为自我问题，有的则会把它看作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负面信息，并将这一负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回流儿童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解决回流儿童的问题，根本之策在于逐步打破流动儿童在城市就读和升学的障碍，促使他们在城市就读和升学，从而避免成为回流儿童。”宋映泉认为，现有户籍制度改革和异地中高考制度在特大城市难有根本突破，是导致大量回流儿童的症结；回流儿童问题如果被长期忽视，不仅造成这个群体和他们家庭的损失，而且我们整个社会都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本报记者 邓晖 部分采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