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潜能

　　近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座谈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依靠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展潜能。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专家表示，疫情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确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坚决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当前、着眼全年看问题，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深刻认识“六保”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开放，把“六保”等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表示，中国抗击疫情的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基于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任务很重，特别是国际上疫情的蔓延和大发展，第二波、第三波的暴发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当前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宏观政策如何调整，如何用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来破解当前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损，保护生产力，是短期政策的重点。现阶段要稳增长，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刘世锦说。

　　刘世锦认为，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刘世锦特别强调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也可带动大量投资。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无论是近期热炒的“新基建”，还是所谓的老基建，投对地方都是好基建。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中银国际研究董事长曹远征认同刘世锦的观点。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依然有潜力，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巨大发展空间。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61%。“理论上说，如果城市化率不超过75%以上，经济增长过程不会结束。中国还有20%的农民工没有真正进入城市，如果这20%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短期消费能力就可以得到充分释放。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来扩大内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方向性的”。

　　曹远征指出，近期公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具有重要意义，文件中提出的户籍、土地、人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措施有助于形成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最终消费的体制机制。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基本民生、保企业、保基层政府运转。宏观调控政策应未雨绸缪，保持必要的力度，着力刺激消费需求，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

　　祝宝良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发行抗击疫情特别国债，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设立企业纾困基金，保护企业生产能力，提高进口替代水平，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二是注资中小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融资能力；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提高我国的话语权。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从2019年21500亿元扩大到35000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通过刺激消费需求保企业和就业。各地区可根据情况，发放消费券，按照南京、杭州、青岛等城市的做法，可在全国290多个城市发放5000亿元左右，用于食品、日用品、旅游、文化等消费。减免汽车购置税，汽车限购城市可阶段性放宽购车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