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欧洲抗疫，德法为何不愿当主心骨

　　经过16小时的激烈讨论，欧盟5000亿欧元抗疫援助计划，4月9日仍未有着落。关键的分歧在于，欧洲疫情重灾国希望以“病毒债券”或欧洲债券的形式，让欧盟成员国来分摊疫情债务，但对于部分受灾程度较轻的国家而言，难以接受。对此，法国财长勒梅尔表示，为欧盟感到羞耻，为欧洲感到羞耻。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人世炎凉，也照出了政体优劣。可以说，群龙无首、矛盾重重，危难中盟友伸手相助成了奢望，“欧洲联盟”的构架无疑正面临着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巨大挑战。

　　在笔者看来，挑战既源自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思想的泛滥，也源自欧盟成员国之间对“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缺失;但最为根本的是，挑战源自“欧洲联盟”这个资本主义主权国家集合体，在最初构架设计上的缺陷。

　　首先，欧盟内部的所有成员国均为资本主义政体的社会，而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尤其是在法国这样历史上就有崇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国家，“个人主义”盛行是一大特征。

　　笔者旅居巴黎整整15年，由于中间部分时间在中国居住和美国访学，在法国旅居的时间前后跨度已达30年。笔者和许多曾在法国旅居的华人有同样的感受，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是极其讲究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倘若用四个字来描述典型法国人的特点的话，那只能是“个人主义”。

　　其实，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原本是好事，但有一个“度”或“界限”的问题。换言之，一个国家说穿了不是空中楼阁，它是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那么，无数个体的权利和个体的自由面对作为个体集合体的国家，究竟哪些是个体应该坚持、哪些是个体应该割舍的权利和自由，则是诸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困惑的问题。例如，以笔者30年的经历，当一个典型的法国人遇到在某个问题上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之际，经常会先考虑到的是个体的利益会受到多大影响，该如何维护自己利益。

　　其次，“欧洲联盟”虽然庞大，但笔者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共同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还有27个成员国，还有多个非成员国在期盼着能够加入欧盟。若将欧盟视为一个实体，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实是欧盟而非美国。然而，如此实力雄厚的国家集合体却存有“先天的缺陷”。

　　诚然，欧盟成员国之间是存有基于共同宗教——基督教的“宗教认同”和基于所谓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认同”，也正是基于这些认同，众多欧洲国家最终才走向“联合之路”：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再到“欧盟联盟”(“欧盟”)。然而，欧盟内部缺乏最为根本的认同，即“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笔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将世界上两大特色鲜明的国家和国家集合体加以比较研究。中国为何在武汉和湖北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省市能够毫不犹豫地、不遗余力地伸手援助，而就算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老大哥的德国和法国，面对这两个南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如此悲惨的状况，却鲜有实质性援助?根子还在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

　　再次，疫情的挑战还源自“欧洲联盟”这个资本主义主权国家集合体，在最初构架设计上的缺陷：缺乏强有力的调控力。欧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实现了共同货币，却缺乏“共同财政政策”。已经将绝大部分成员国之间的边界放开，实现了“人才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和“商品一体化”，却没有最为基本的“预算一体化”。

　　例如德国为何对希腊和意大利很看不惯?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是一个主张财政“严谨治理”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其实德国人和中国人极为相似，因为中国人历来主张“量入而出”。对“债务”概念的认识，德国人和中国人也极为相似。

　　不同的债务观和消费观，已经导致德国、法国和英国(当时尚为欧盟成员国)为之前持续多年的“欧债危机”，拿本国纳税人的血汗钱援助了南欧国家，而德法英自身的经济元气也受到损伤。在不少德国人和法国人看来，南欧国家不注重财富的积累和储蓄，也不注重国家重要设施的建设，例如大型医疗设施。因而，此次一遇到疫情，意大利就一筹莫展。所以，在一部分法国人和德国人看来，完全可以理解面对疫情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没有立即援助南欧国家的态度。

　　像中国其他各省市拼全力支援湖北省，这种事情在欧盟内部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笔者认为无论德国还是法国，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有能力施援，但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完全是出于“自保”需要而没有积极施援。德法两国的政客们务必要先确保自己的国家，毕竟他们能否上台是靠德国和法国的选民，而不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选民手里的选票。

　　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平常德法两国的欧盟主导角色，在疫情期间都不愿发挥“主心骨”的作用。所以，疫情让欧盟的构架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